“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门，是出入住宅的必由之处。谈到人类的居所，我们就有必要说一说“门”。

何为“门”

“门”的甲骨文字形像两扇对开的门，有的字形还在两扇门的上边增加了一条长长的横木，这就更加形象了。之后诸字体一脉相承，变化不大。“门”的简化字写法是从它的草书字形变化而来的。“门”最初是指房屋的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妇人送迎不出门。”《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说文解字》：“门，闻也。”是用读音相近的字来解释门的功能。段玉裁注：“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也就是说，门起连接内外的作用，外面的人想进入门内，需要先向内传达并得到应允。《尔雅·释宫》：“正门谓之应门。”说的也是门外呼唤、门内回应的意思。“门”与“户”常常并提，如自立门户、门户之见等。“门”和“户”都有房屋出入口的意思，但是又有所区别：一扇为“户”，两扇为“门”；又，室、房等的出入口为“户”，院落等更大区域的出入口为“门”。那么，封建时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中的“大门”“二门”又是指什么呢？

按照中国古代院落布局，较大的院落在大门和居室之间通常还设有第二道门，这就是所谓“二门”。二门以内是主人的居住之所，如果有外人进入，双方就要依礼行事。古代女子受礼法所限，非但不能轻易离开家门，就连日常活动的范围也常常局限在居住的内宅。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理解和体会李清照《点绛唇》词中“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一段所描写的少女乍见来客的一系列举动，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复杂心理活动。“门”后来泛指各种建筑物、交通工具等的出入口。门从产生起，就不是单纯的建筑工程学意义上的门。它承载着人类发展历程中历史与文化内涵、封建的礼制，伦理道德、理想追求等。门以有形的视觉形态体现了人类长期以来的观念、信仰、理想和变迁。因此，门不仅仅是一种建筑物化形态，更具有精神或信仰的内涵。

“门”的由来

门的产生与发展是伴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门的萌芽期从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当时的猿人多是以天然洞穴为主的穴居生活，因此，用草木编扎蓬门遮掩;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于是出现了地穴或半地穴的居室，出入口则开始用树枝、树干、石头之类的东西以作屏障，这就是最早的门。

从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时期为门的演变期。这一时期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建筑体制的木结构形制逐渐成熟，出现了板门，从而使得门的具体形象有了固定的形制。最早可以考察的门的样式为汉代的门形。再随后，中国古代门的种类和名称也越来越多，如城门、庙门、垂花门等，其样式也越来越精美。门的形制已有定式，各个门的建造均照《营造法式》，依法而作。

明清时期为中国传统建筑之门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留存实物较多，无论在门的类型还是在门的风格上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并且呈现出精致繁丽的特色。

筑的多种功能需求。按其位置角度的分类方法，如宫殿的门、城门、寺庙门、村镇门、宅门等等，不同性质的建筑，门的造型、尺度、风格也不尽相同。

(一)官式建筑之门

官式建筑包括帝王宫殿、官衙建筑等，这类建筑的门为殿式门。其中宫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等级最高的门形式。宫门的主门都设在宫城的中轴线上，表示天子在天地中央掌控国家。宫门作为皇家建筑之门，必然要求体现“皇权至上”、“唯我独尊”的思想，因而在建筑设计上表现的比较宏伟、壮观。宫门建筑都是按封建统治的礼制规划的，讲究秩序井然并且要求沿中轴线排列。以北京紫禁城为例，重要的宫门都处在中轴线上，沿中轴线从南至北的宫门依次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神武门。

(二)民间建筑之门

民间建筑之门即宅门，其建筑形制为一单独的房屋，即屋宇式门。此门讲究实用，造型讲究与整体建筑的和谐一致。住宅门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房屋根据等级可大可小，大的如亲王府大门可为五开间，小的如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等仅为一间。

1．王府大门。王府在四合院住宅中当属第一等级，但在王府中还分有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镇国公府、辅国公府等几个等次。按清朝对宗室的分封制度，共分有14个等级。

大门按《大清会典》记载:亲王府门为五间房，可开启中央的三间，屋顶上可覆绿色琉璃瓦，屋脊可安吻兽，大门上的门钉用九行、七列共63个。例如:醇亲府大门，为五间三启门。郡王府的大门为三间，可开启中央的一间，例如:克勤郡王府门，三开间。郡王府门上的钉比亲王府减少七分之二，即九行五列共45个。王府的门前一般都有石头狮子，雌雄各一，分列在大门两旁以壮威势。

2．广亮大门。京城里文武百官，从一品到七品，他们的住宅大多采用广亮大门。广亮大门基本形式是面广一间的房屋，屋顶为五檩四架椽的硬山作法，门扇安在脊檩之下，门板两扇，有较多的装饰处理。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的最基本形式，其大门是两扇的。门框、门扇设在中柱位置，大门的扇将大门分为两个部分，里外各占一半。广亮大门的色彩、装饰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不施华丽的彩画，而将檐柱、中柱、门限、门扇均漆成大红色，各部件点缀装饰代表主人地位等级的饰件。另外，在广亮大门的梁仿上会看到一些彩绘，木雕等，这些都标志着主人的官品职位。不同级别门类的官员采用的雕刻题材图案差异相同，级别较高的内容多是狮子、麒麟等吉祥瑞兽，低一些的有以松鼠、仙鹤、灵芝为题材的，再次一些的则主要用花卉、博古等纹样。

3．金柱大门。金柱大门，就是将门框安在前金柱上的大门。与广亮大门相比，有着十分完整的、独间房屋式的门楼，并同样高出侧的倒座房，但形制上、等级上都低于广亮大门。金柱是位于房屋前后最外边的檐柱与屋脊正中的中柱之间的柱子。金柱门的结构与广亮大门十分相似，虽不及广亮大门庄严深邃，但仍不失官宦门第的气派，只是它的门框、门扇更靠前，柱子的位置，体量较小一些。从其它规模式样来看，门的构造、砖雕构件，还有抱鼓石、上下马石等都与广亮大门十分相似，整体看来，比广亮大门轻巧许多。

4．蛮子门。关于蛮子门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南方人进入京城带来的南方民居样式，也有的说是南方富裕的生意人住宅的大门，北方人喜欢称江南人为蛮子，故称蛮子门。蛮子门的体量一般比广亮大门小，是将大门直接安在外檐柱子中间的屋宇式门。门板、槛框、石雕、砖雕等都与广亮大门和金柱大门相似，只是规模小一些。

5．如意门。如意门的特点是在门的外檐柱之间加砌一道砖墙，墙中央开一小门。门洞较小，左右上下方有象鼻枭仅两颗门簪，有如意字样。如意门在北京四合院住宅中比较普及，使用较为广泛。因为如意门里的住户一般是等级较低，在政治上地位不高的平民。因为数量大，所以形式也多，大型的与广亮大门相似，而小的则只有半间屋的宽度。为体现出主人的经济实力与艺术文化休养，门楣采用复杂精巧的砖雕制作，雕刻的图案更是考究，有博古纹、狮子滚绣球、九世同居、梅兰竹菊等纹样。

6．墙垣门。墙垣门又称随墙门，其特点是大门不是独立的屋宇，而是在住宅院墙上开门并在门上稍作处理。这类大门多用在较小和较简单的四合院住宅中。因为样式像道士的帽子，又被称为“道士帽门”。

7．垂花门。垂花门是四合院落中间的一个门，由前院通向中心院落的大门，位于两个院子中间的墙中央，它将整个院落分成里、外两部分。垂花门这一名称，旧时形容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说的“二门”就是垂花门。

垂花门的主要特征是在门的前檐有悬梁挑出，梁头上有一立柱，但柱不落地，由梁悬空挑起，柱的下端加一木雕花饰，因而取名为垂花门。垂花门的形制多种多样，通常有卷棚式、歇山式、悬山式，比较大型也较为常见的就是一殿一卷式。垂花门的位置处于中轴线上，是全宅中最显眼的位置，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它的装饰精巧别致，造型华丽考究，有着很高的艺术性。

北京四合院的大门种类繁多，而且不同的大门代表着主人的不同身份，所以在旧时，人们只要一看大门的形制就知道房屋主人的身份，大门成了名副其实的主人家的脸面。

从结构上来看门有三部分，门扇、门框、门斗。传统建筑中门扇，使用大木板材，因此门扇也叫板门。这种门大约用6厘米厚的木板制成，在安装时，必有门枕石为轴，门上安装连楹，用门簪来固定在大门框上，这样在门扇轴固定下，可自由开门。

“门”的信仰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门既是人出入住宅的通道，也是鬼怪们的必经之地。元无名氏所撰杂剧《盆儿鬼》第四折写到好心的老汉张撇古，携带被杀害的杨国用的鬼魂去开封府包拯处告状，然而杨国用的鬼魂被门神拦住，不得人内，包拯知道后说：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取将金钱银纸来者。(诗云)老夫心下自裁划，金钱银纸速安排。邪魔外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张千做烧纸科，云)我烧了一陌儿纸钱，你看好阵冷风也。(魂子随风入、跪科)看来，包老爷开封府衙门的门神恪尽职守，阻挡鬼魂在衙门外，后来烧过纸钱央求，鬼魂才被允许人内。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到贾家宁、荣二府迎新年时说：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小说这里提到的“门神”、“联对”(即春联)、“桃符”，都反映了中国古人相关门的民俗信仰。

元杂剧《盆儿鬼》、小说《红楼梦》主要反映的是宋元以来的习俗和信仰，这种习俗和信仰实际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及更早些时候。

距今多年前的半坡遗址，遗址的房屋门所在方向，有被当时的修建者有意埋人陶罐、陶瓮等。这些陶罐、陶瓮等摆放讲究，其摆放显然阻碍了正常通行，有研究者认为这有特殊意义，即用来进行某种祭祀活动。

从后世文献看，先秦有磔牲衅门的仪式，这些仪式可能始自殷商。殷墟王邑的建筑仪式可分为挖基坑、置础、安门、布内四个程序，其中安门仪式应当就有祭祀。安门时一般在大门的内外左右，埋上成人和犬。所埋人牲，或持戈，或执刀，有佩贝或带头饰者，身份都是武士。人犬把守，门卫森严，当是门卫制度的再现，故安门仪式，恐出人鬼相扰观念，有魇胜安宅之意。《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日司命，日中营，日国门，日国行，日泰厉，日户，日灶。王自立为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日司命，日中雷，日国门，日国行，日公厉。诸侯自立为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日门，日行。适士立二祀，日门，日行。”由此可见，王、诸侯都有“国门”(即城门)之祭。大夫、士则有“门”祭。故东汉王充《论衡·祭意》解释说：“五祀、报门、户、井、灶、室中霤有功，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欲食，中霤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

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的祭门是按时令的。《礼记·月令》有：“(季春之月)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谓“磔”，即是撕裂牺牲以为祭祀，究竟是何种动物为牺牲则未载。从文献记载来看，主要是狗、鸡、羊等这些与人类关系较密切的动物。《史记》《汉书》均提到秦汉时磔狗祀门。如《史记·封禅书》曰：“秦德公既立……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为何要在伏日磔狗祭祀城邑四门呢?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曰：“磔，禳也。厉鬼为蛊，将出害人，旁磔于四方之门。故此亦磔狗邑四门。”也可以磔羊。《吕氏春秋·季春纪》有记载云：“是月也，……国人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汉高诱注日：“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日以毕春气也。”自后来的情况看，磔鸡祀门似更普遍。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引《青史子》日：“鸡者，东方之壮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风俗通义》又引汉武帝时太史丞邓平的话解释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由此来看，汉代在腊月岁终，流行杀鸡祀门。杀鸡祀门这种风俗魏晋南北朝以后仍流行，《太平御览》卷九零二引三国时吴人顾谭《新言》：“新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贵。”《晋书·礼志上》云：“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则有记北方后来，杀鸡祭门似渐被画鸡于门取代，至迟南北朝时已如此。

晋王嘉《拾遗记》说到其时画鸡于门的习俗：今人每岁元旦，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云：“（正月一日）帖画鸡，或斫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由以上文献看，南北朝时元旦贴画鸡已为当时民俗云：腊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元日"条：“八节之端“··磔鸡斩羊，放鸠献雀”人们为何要在新年第一天悬羊头、磔鸡于门呢？

在古人观念中，十二地支中西属金，金主刑杀，而鸡为西的属相。故岁旦杀鸡，意在送走刑杀之气，迎接将至的春气。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有：“（正月一日）帖画鸡。崆隋杜公瞻注云：“又魏时，人问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神、绞索、松柏，杀鸡着门户，逐疫。礼欤？勋答曰礼。十二月索室逐疫，衅门户，磔鸡，汉火行，故作助行气。桃，鬼所恶，画作人首，可以有所收縛，不死之祥。又桃者，五行之精，能制百怪，谓之仙木。魏晋人董勋是以鸡所属助行之气来解释磔鸡的意义。

画鸡于门的习俗后来在有些地方仍有遗存清人周亮工《书影》曰：“正月初一，贴画鸡。今都门剪以插首，中州画以悬堂。中州贵人尤好画大鸡于石，元旦张之。盖北地类呼·吉为·鸡，俗云室上大吉也。可发一璨。可见清时贴画鸡的风俗仍在，但多取其谐音的“吉"，求大吉大利。山西临汾传统门画有《大吉大利》足见是吉祥之鸡了。

二、最重要的门饰：铺首

自后世来看，磔牲祀门的仪式渐废弃不用了，而先秦时作为门饰的铺首等辟邪物则在后世得到传承，首先是铺首。铺首别名金铺、金鲁，是附着于门上用以衔挂门环之饰物，呈赢形（螺形）或兽头形，多以银、铁等为之。汉司马相如《长门赋》有：“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囗以而似钟音。"《汉书·哀帝纪》中载：“（元寿元年）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颜师古注：“门之铺首，所以衔环者也。”“铺首"一词虽然汉代以来才普遍使用，但可能至少可追溯至殷商时期。

年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在陕西城固县苏村遗址发现大量殷商时铜器，其中铺首十一件，大小相近，形似牛首面，中部有直棱，侧视呈“v"形，两角粗大，大眼突起，形象凶恶。通高15一18厘米，角间宽17.9-19厘米，下宽14一16厘米。嘴角两侧外突，有孔，可能用于穿系或钉于其他物件上。这些铺首形状与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犀牛头角很相似。丁山在论及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犀牛头骨云：“小屯出土的犀牛头骨或者是按在宫门之上，用以辟除不祥的。用犀牛头骨装饰宫门就是神荼、郁垒的滥觞，也就是后世宫门必装设‘兽环的最古蓝本。“故我们认为固县苏村出土的这批铺首可能也是殷代晚期武丁时期宫门装饰物战国以来所存铺首甚多，最著名的当推河北易县战国立风蟠龙纹青铜铺首。

亦浮雕有左右对称的蟠龙纹。该器全身共雕塑七这一青铜铺首长74，5厘米、宽36．8厘米、环内径16．5厘米、外径29厘米铺首为兽面衔环形。兽面额中部浮雕一风，凤翘首展翅而立，风身左右各饰一蛇，蛇缠绕于风翅，风爪擒住蛇尾。兽面两侧边缘浮雕向上盘绕的蟠龙各一，左右对称。衔环上只禽兽，龙风蛇颈首均突出于器面之上，通身饰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此铺首出土于河北易县，在燕下都故城外最北的宫殿建筑基址，应为宫门所用。汉代所存铺首实物甚多，图样非常多样，王磊义所编《汉代图案选》就收有虎、狮、螭等多种兽头状铺首，猛兽怒目，露齿衔环，也有朱雀、双风、羊头铺首。铺首多以铜、铁等金属为材质，但也有不少玉质品。如在徐州地区发现的大石村画像石即是。

徐州大石村散存第二十石，石下部残，石宽46厘米，残高65厘米，画面分两层，上层为十字图案，下层为龟状铺首。汉代以来，各式各样的铺首作为官府以及缙绅、富户大门的装饰物，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三、桃木、桃符与春联

如果说商周以来，铺首主要以其形状的凶猛（多为兽头）达到驱邪的目的，而有些门饰物则主要以其材质本身收到驱邪的效果，如桃木、艾草、芦苇等。

桃木有“鬼怖木"之称，从现有文献看，桃木作为一种特殊树木而可以辟邪驱祟的观念可能在周代己有之。《左传·昭四年》中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左传·襄二十九年》中载，楚康王卒，楚人请鲁襄公亲裢，“(襄公)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殡。”宋李畸等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庄周》：“有挂鸡于户，悬苇于其上，树桃其旁，而鬼畏之。”《礼记·檀弓(下)》有：“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茹、执戈，(鬼)恶也。”郑玄注日：“为有凶邪之气在侧君，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而往未袭也，其已袭则止巫去桃茹。桃，鬼所恶。蓟，萑苕，可扫不祥。”也可将桃木制成桃人、桃板或桃印、桃符。《战国策·齐策三》：“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这里反映的是战国刻桃人风俗。汉蔡邕所著《独断》中记载汉代岁末风俗：“岁竟十二月……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晋书·礼志上》：“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桃木或桃人等大多用于元旦，也有用于夏至的。晋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中有：“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懋……以桃印长六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谓桃印，又称“桃卯”，制桃木为印，上刻辟邪文字，因多用于正月卯日，故称“桃卯”。《宋书·礼志一》：“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於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隋唐以来“桃卯”后来多被称为“桃符”，民问普遍使用。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八果木部引《典术》日：“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仙木也。

门上钉桃符的风俗，唐宋以来一直流行。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载：“(五代)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正四字。时为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府桃符亲自题日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至是，吕公名余庆，太祖皇帝诞圣节号长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南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五引《皇朝岁时杂记》云：“桃符之制……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元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杭州除夕夜风俗云：“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

明田汝成《熙朝乐事》亦有：“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人家各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房壁，买苍术、贯众、辟瘟丹、栖枝、彩花，以为除夕之用。”桃符一般是用桃木作板，但也有的地方用平常木头。明钱希言《戏瑕》卷三“桃符”条云：“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至魏除之，后世则用桃符于……桃符是用笔书成以为厌胜之术，非板于门者也。‘总把新桃换旧符’乃宋人诗，何足凭据?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垩之，绘盘桃花实于其上，其善沿楚汉之遗意乎?”按钱希言所述，有些人家所谓桃符乃是粉刷平常木板，上绘盘桃。一般认为，春联乃是由桃符演变而来，并将后蜀后主孟昶所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视为最早的春联。如前所述，很多刻写在桃符上的字句，可能为整齐的联句，如前引敦煌遗书斯坦因卷所存联句。这些整齐的联句，如果视为最早的春联也不是不可以的，这样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显然就不是最早的春联了。从现有文献看，桃符向春联的演变，主要有两种根本性变化：一是由辟邪之语转变为祈福纳吉之语；二是由刻、写在桃板上到书写到纸张上(多为红色纸张)。如前引敦煌遗书所存联句皆应写在桃板上，也多为辟邪性文字，但其中的“福庆初新，寿禄延长”，“立春回户上，富贵子孙昌”等显然主要为祈福语。宋代以来，长于诗词写作的文人写到桃符文字的制作中，他们当然更不会刻意将桃符文字限于辟邪的功用，甚至也不一定为纯粹的祈福语。前引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桃符获罪”条教谕黄谦之所题桃符“宜人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即是此类。

这位黄教谕因桃符而获罪，而有些文人的驰骋文字却成为文坛佳话，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载：

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东坡先生所制桃符语显然既非辟邪语，也非祈福语，可谓雅谑语。又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除夜雪》诗云：“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符语既然可以用草书写，既说明诗人所作文字可能不是刻意求辟邪，也说明这些文字可能是写在纸张上而非桃板上，这里的“桃符”二字不过沿袭传统而已，也恰恰说明春联源自桃符。在传统社会，写在纸上的春联，不同等级的人也有不同规定。晚清人富察敦崇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年)的《燕京岁时记》“春联”条谓：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师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自宋元文献来看，今人眼中可称“春联”者，当时人皆称“桃符”。而明清以来作为名称的“春联”取代“桃符”者似渐普遍，这或与朱元璋的倡导有关。清陈尚古《簪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防也。帝都金陵，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明太祖朱元璋如此倡导春联制作，自然也会使得“春联"之称更为流行，但在民间“桃符"之称仍普遍存在，由此形成文学趣味或喜庆色彩浓厚的“春联"与宗教信仰色彩浓厚的“桃符"并行的局面，直到近代。

四、艾草、芦苇、门符等其他门饰

物门饰之物，除铺首、桃符外，以其材质本身可有驱邪之效者，还有芦苇、艾草、门符等。以芦苇编制的绳索辟邪，似乎始自先秦。《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庄周》佚文云：“有挂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百鬼畏之。”汉人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佚文有：“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问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茶，一日郁垒，主阅领万鬼。善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於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汉末《风俗通义》：“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为合‘沧耳’也。”《晋书·礼志》中记载：“岁旦，常设苇菱、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司之门，以禳恶气。”

苇索的使用唐宋以后似不再延续，而艾草的使用一直很有连续性，这可能也与艾草特殊的药用功能相关。早在先秦时期，艾灸法已经被广泛使用，《孟子·离娄上》提到，医治“七年之疾”必须"三年之艾"。自汉晋以来，艾篙就与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紧密联系在一起，挂艾人、戴艾虎、插艾叶于门等活动成为端午节俗中的重要内容。《太平御览》卷---北齐人杜台卿《玉烛宝典》日：“五月五日，采艾悬于户上，以禳毒气。”南北朝人宗懔(约—)《荆楚岁时汇》载南北朝时南方风俗云：“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义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刚，茶水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一引《岁时杂记》宋代端午节上，“都人厕张天师像以卖，又合泥作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

清潘荣陛乾隆二十年(年)成书的《帝京岁时纪胜》云：“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所谓“蒲龙艾虎”是多为艾草、蒲叶与老虎的结合。可见在民问，人们常常将几种辟邪元素合在一起，这可让人们感觉威力大增端午节时，门上挂艾草的风俗，至今仍流行于江浙等很多地区。与桃木相近，柳木也被认为有特殊功能的树木。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鬼怖木”条载：“柳也，禅提比丘以柳枝叽龙，以后名柳树口鬼怖小。见《灌顶经》”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正月旦，取柳枝著门户，百鬼不入家。”元杂剧《桃仡女》等都写到柳树精、桃树精。元吴自牧《梦粱录》有：“清明交二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如果说桃木、柳木、苇索、艾草等基本上是自然物，朱索、门符、门画等作为辟邪的门饰则属人造物。

以红色丝线编成的绳线，这一风俗至少可追溯至汉代。晋司马彪《后汉书·礼仪志》云：“五月五13，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气。”朱索在传统观念中属阳气，可抵御阴气。宋元以来，民间流行以红绳线系于手臂，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八“百索"条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相承之误也。”

由于汉字本身一向被认为有神秘的力量，据说仓颉造字而鬼神泣，故中国人可能很早即在春节时将一些表示吉祥的字，如“宜春”“吉利”“财”“喜”“贞”“吉”等，贴于门，统称为“宜春贴”，这种“宜春贴”后世多称门符。由于史料缺乏，“宜春贴”或门符始自何时已不可考，至少唐宋以来即已盛行。唐孙思邈《千金玉令》有：“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韦庄有诗云：“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但一般都在立春日祝颂新春时贴，后来也在春节时贴。像宋人王沂公《皇帝阁立春帖子》诗句有：“年年金殿里，宝字贴宜春。"清人顾禄《清嘉录》载清中叶时姑苏风俗云：“先除夕一二十日，塾师与学童儿在学书以卖，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

民国时陕西《宜川县志》载：“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门额上与门窗户壁等处，日‘打春’，以示庆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十’字代之。”近人卢前《柴室小品》“谈门符”条，说到一乡下人谈过年，说“春联都打算不贴，换两张门符就可以了”：门符是一种形式，有的写“戬毂”两个字，有的只用一个“福”字，最有趣的是把“咦，元宝滚进来”六个字倒着贴在门头上。通常是“捷报今年完事如意”“恭喜今年丁财两旺”之类，要把门符数得周全，也非容易事。《坚瓠集》曾记归玄恭(庄)元旦书门符，左日“福寿”，注日：“南台御史大夫”。右日“平安”，注日“北平都督佥事”。这就不知他是什么用意?要比门符再直接的，怕就是“门画”了。“门画”有人叫它画，我怕春画会被人误会的，还是用门画为宜。有些“和合”‘椎财进宝”“一团和气”等名目。与其贴那些不能相对的春联，不如老老实实用门符，与其用古字不易辨识的门符，又不如用彩色鲜明的门画了。(民间习惯把各种吉祥福瑞归于某星宿，而“福星”常与“禄星”“寿星”合称三星，故有吉语“三星在户”，意思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之家。北京民间年画一直有《三星图》，天津杨柳青年画《三星在户》，画面上神仙——福星、禄星、寿星。

门符上所写的字多为迎祥纳瑞一类，也有一些很特殊的字，如“谭”字。《太平广记》卷七五引唐张读《宣室志》“冯渐制鬼”条：“河东冯渐……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日：‘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此，则唐人最早书“”字于门，乃凶冯渐善于制鬼，“”字乃“渐耳”二字合成。而后来人则不知冯渐为何人。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条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更后来，有人竞认为“辉”字为鬼死后之名。金韩道昭《五音集韵·旨部》释“颦”字云：“子役切，音积。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驾，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於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干里。”。按卢前所说，门符之外，则有门，但门似较晚。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说到清代苏州民俗说：“农家除夕闭门守岁时，竞以石灰田圈于地，圈中大书吉语，以祈丰稔。……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灾避祟。……杨循吉《除夕诗》：‘门前尽画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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